明代成都的社会经济文化

      四川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其最具表现的便是作为中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成都。对于四川，早期的研究比较多，如巴文化、蜀文化、三星堆文化等等；而对晚期的研究则比较少，如明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明代四川的状况做一个综合的研究。明代，成都分别是四川布政使司和四川省的首府，又是成都府及成都、华阳两县的治所。明代的成都虽然在全国的地位有所下降，但由于川西平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其城市社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繁荣和发展，城市建设也颇有建树，文化、生活习俗方面的川菜、川酒、川茶等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这些都说明了明代的成都在西南甚至整个中国都有重要影响。

1、明代成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1）城市人口的发展状况

     明代承元代之蔽，成都人口始终未能恢复到唐代水平，甚至不如两宋时期。从明天顺、嘉靖到隆庆时的编户情况看，成都、华阳两县编户共25—41里。以今成都、温江合并后的市区范围看，明代共计136里，折合14960户[ 陈开俊、戴树英：《马可波罗游记》第四十四章《成都府和沱江》，1981年出版。]。其中，30%的人口集中于成都市区，与两汉时期成都市人口数额相当。据天启《成都府志·赋役志》记载：天顺五年（1461），成都、华阳两县有人丁13219人丁，按每丁6.8人计之[2][ 有关历代中户丁折算人口的研究，李世平先生《四川人口史》有很稳妥的测算方法。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李先生认为，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和万历六年（1578）四川总户数和人口的比例为：1：6.8，1：10，1：12，这里以洪武比例折算。]，约为89889人。明后期的人口，据杨慎《药市赋》推测，明嘉靖时期（1522——1566）成都大约有“八万四千人烟”，“人烟”即人户，按每户10人计之[ 这里以李世平先生《四川人口史》142页有关弘治四年（1491）四川总户数和人口数的比例1：10折算。]，大约为840000人。这个人口数与明初相比，增长十倍有余，不大可靠。但是，考虑到天顺到嘉靖有百年左右的休养生息期，自然增长率会逐步提高；明初开始时外省向四川大量移民，造成的机械增长较大；成都又是四川经济文化中心、南北商业都会，必然是首当其冲的人口密集区，因此，数十万人口的规模是肯定无疑的。

    （2）商品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明代，成都经济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已大大下降，远比不上汉唐之时。明王朝建立后，为了恢复处于衰落状态的四川经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策。明前期和中期，地方官对年久失修的都江堰进行了多次整修加固。为了减轻四川人民的负担，自明初开始，四川都司及行都司各卫所相继建立屯田机构，招募军民参加屯田，在相当长的时期，缓解了四川粮食供应的困难。明政府还制定了奖励农桑的政策，四川到万历时，仅棉花种植面积就达到290000余亩，总耕地面积增加到13400000余亩。人口也因此获得大幅度增长，在明初840000余户的基础上，增加到万历时的262694户[ 清康熙《四川总志》卷十《贡赋》。]。

      历代蜀王对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至首代蜀王就藩之前，蜀川已经饱经战火蹂躏，社会千疮百孔。为了恢复和发展四川的社会经济，蜀王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1.对蜀民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2.令有司整修水利，劝课农商；3.对边区住民恩威并施，减免元朝对民族地区的各种苛捐杂税，对向民族地区索取财物的官吏加以重罚；4.严禁官府私下进行财物交易进而损害蜀民利益；5.请求调补南人为匠，以发展蜀川工商业；6.量力拨银，赈灾恤荒；7.发展边贸，监控边境的茶马互市，以茶易马，备军国之用。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的修缮，促进了川中农业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减免了一些赋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工商业也得到了发展，蜀人日益殷富。榷场的开设，既可得到军马，传播中原的茶文化，又能增进民族间的情感，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同时历代蜀王还推崇以礼守边。这对于饱受战祸的蜀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客观上也给予了当地社会一个恢复发展的稳定环境，使得蜀川在明前、中期的两百余年间不为兵革所累，人民安居。

      与此同时，成都城市手工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传统蜀锦、金银玉器、蜀纸的生产，比元代有所进步，所谓“俗不愁苦多工匠，绫锦刁缕之物被天下。”[ 《明书·方域志》。]反映了明代成都手工业，尤其是丝绸手工业的繁荣状况。

      但是，明代成都官营手工业虽然占据统治地位，民间手工业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传统蜀锦、蜀绣丝织业均趋向衰落，尽管如此，从蜀锦生产看明代四川成都、嘉定、顺庆三大丝织中心中，成都仍居于首位。当时成都市场上有特色的还是工艺美术产品，“蜀锦、蜀扇、蜀杉，古今以为奇产”，蜀锦“名天下”，四川地方当局特设织染局，为宫廷织造精美贡品[《大明会典》卷三。  ]。蜀王府也设“锦纺”，专门督工织造，以供给蜀王府享用[ 清同治《成都县志》卷十六《杂类法·纪余》。]。当时蜀锦织造工艺水平高，所产多为精品，现存于四川省博物馆的两幅明代蜀锦残片，其中有一幅为黄地双狮雪花球露锦，是纬三重纹织物，地为经重平，纬浮花，地呈黄色，花纹为蓝、浅绿、黄、赭等色组成。锦面由大小园镜花纹构成图案，以雪花纹组成球路，小园内织团凤，大园中心是栩栩如生的双狮戏球纹样，纹样内层饰以卷草云纹，空隙处嵌有小园雪花纹。整个锦面层次丰富，浑然一体。蜀扇，这时已能制作折扇，这是明代才从国外传来的技术，而成都工匠已经熟练掌握，所制精美蜀扇，明政府列为贡品。蜀杉木有抬板、双连板等名贵建筑木材，来自岷山千年古木，沿岷江水运出川，享有盛名，蜀地商人用以同苏杭的文绮锦绣、山珍海错等珍贵货物相交换。

      印刷业和造纸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程度的复兴，雕版印刷继承了宋代的技艺。蜀献王雅好文学，藩蜀后，“招致天下名刻书傭集成都，故蜀多巧匠。”[ 晋·常據，《华阳国志》卷四十四。]为生产书写印刷用纸，蜀王又于玉女津（今望江楼）旁造纸，取甘泉井水制特等诗笺。其式仿薛涛之法，故其笺亦名薛涛笺，又名此井为薛涛井。[ 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46页。]这时的薛涛笺已用芙蓉皮为料，加入芙蓉花末汁来制作，其色鲜美，越过前代。此外，成都市场上还流通徽纸、迟纸、竹纸，“蜀人爱其轻细，客贩至成都，每卷纸比川戕价贵三倍。”

     此外，传统金银器、玉器、漆器、蜀扇、瓷器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其中，精美的工艺品，往往作为贡品。[ 谈迁：《枣林杂俎·川扇》。]

（3）城市商业的发展

     明代成都分别为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全国30余个著名工商业都会之一，城市商业繁荣，与省内外贸易往来频繁。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南则巴蜀，成都其会府也。绵、叙、重、夔唇齿相依，利在东南，所以多易所鲜”。[ 张翰：《松窗梦语》卷四。]

     成都地区所产蚕丝，已远销东南沿海。《天工开物》卷二记载：“凡倭锻制造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之，丝质来自四川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商人不辞万里，运销川丝，贩回胡椒，往来获利。制作精美的薛涛笺贩运四方，成为享誉国内市场的名产。

明代成都手工业发达，一些名贵工艺品，如“缮锦香扇之属”，往往被官府，藩王垄断，“定为常贡”[《明史》卷十二《蜀王椿传》。]，因而“名色无多而价甚昂，不可易得”[ 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中。]。一般日用品，如陶瓷、茶叶、生丝、布匹、药材产量不少，流通四方，如成都琉璃厂窑，生产规模很大，占地340余亩，所制青瓷器皿远销省内外。“茶为蜀中郡邑常产”，著名的蒙山茶、峨嵋茶、泸茶、灌县青城山茶、夔门春茶，“初春所采，不减江南”，不少茶叶在成都集散，行销远近[ 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上。]。善于营运的山陕商人，已开始进入四川活动。陕商贩运生丝、布帛，在这些领域中“有本自来”。[ 清嘉庆《四川通志》卷六十八《食货·盐法》。]

      明代成都市区商业比元代繁荣，但未能达到宋代水平。由于宋末元军对成都市区的严重破坏，使明初成都已无法恢复旧貌，只能“因宋元旧城而增修”。自明太祖诏令“筑成都新城”[《明史·李文忠传》。]，后成都又经过多次葺修。从天启《成都府志·成都府志图》看，成都市区已具有近代轮廓，城市街道纵横，以蜀王府为中心，街道形成东西和南北走向的若干条大道，再辅以各种坊巷，布局完整、严谨，城内外寺观密布、官衙相望。城市商业兴旺，商品种类繁多。综合各方面的史料来看，明代成都的商业具有如下的特点：

      1）各类商品的专门市场日益增多，销售范围扩大。为便于各类商品的交易，市区已出现若干经销同类商品的专门销售区域，除唐宋以来经久不衰的花市、蚕市、锦市、扇市、七宝市、药市而外，重要的商品市场还有：皮革市、旧衣市、纱帽市、玉器市、钱纸市、猪市、栏杆市、草市、骡马市、银器市、木市、珠宝市[ 四川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街坊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1—299页。]，这些专门市场按商品进货路线或销售渠道自然分布于全城，形成了完整的商业网点，反映了成都城市的供销情况。

      2）在经营方面，形成工商结合的格局，许多商号附设手工作坊，以自产自销为主，如栏杆、铜器、金银器、玉器、皮货等商号，自有店铺和作坊，作坊生产加工产品，其后在店铺销售。

      3）开拓原料市场，建立较为可靠的原料供应基地，从而使成都商业获得了充分的货源条件。如玉器原料，玉石来自灌县（今都江堰市—本文作者注），俗称土玉，玉行设庄采购，运回成都，以金刚沙解之，琢而为器，富有特色。本市经销的木材，来自松潘、理县，水运来成都，由木商加工销售。其它农副产品均来自成都周围富饶的农村，使成都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

      4）作为川西平原，甚至省内外商品集散中心，成都商品来自四方，川西平原的农副产品、川西北高原的牛、羊、马、骡等畜产品，湖北、陕西的棉花，江南地区的特产纷纷运往成都，成都蚕丝、茶叶、金银制品、笺纸、中药材等远销四方，形成范围较广的商品辐射面。

      5）成都市区定期集市有了进一步发展，各集市集中交易以某一类富有特色的商品为中心的各类物资商品。如大慈寺为成都历代享有盛名的商业贸易中心，侯溥曾描述它在繁盛时代的风貌：“成都大慈寺，据阛阓之腹，商列贾次，茶炉药榜，篷占筵篿，倡伏杂戏之类，坌集其中。”[ 侯溥：《寿宁院记》。]明代的大慈寺，仍是万商所聚，行医卖卜，市集游乐之处，大慈寺钱红布街，“青楼业也”。[《蜀都碎事》，并见《蜀报》卷五。]

       这些商业繁荣的状况，反映了明代成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2、明代成都的城市建设

     明初以后，蜀地社会安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历任封疆大吏对成都城市建设较为重视，续有建树，其中最大的建设是兴修大城和蜀王府。

    （1）兴建大城

      明代大城称府城，或省会。洪武四年（1371）平蜀后，明太祖派李文忠入蜀安抚，并规划蜀地建设。在此期间，李文忠首先增筑新城，高垒深池，形制略备。[《明史·李文忠传》。]

      稍后，都指挥赵清继续完成府城的建设，“因宋元旧城而增修之，包砌砖石，基广二丈五尺，高三丈四尺，复修堤岸以为固。内江之水，环城南而下。外江之水，环城北而东至濯锦桥南而合。”[ 明正德《四川志·城池》。]同时，对府城的城门、月城、敌楼均作了精心规划和施工重建。

洪武二十二年（1389），蓝玉在成都练兵，督修城池。

      宣德四年（1428），总兵官左都督陈怀镇压了松叠少数民族反抗后，认为成都是关系全川安定的“根本之地”，又加固城池，并在四门月城各建城隍庙宇一座[ 见天启《成都府志·城郭》并《天启成都府图》。（图附后）]。

      崇祯年间（1628—1644），刘汉儒又培修府城一次。

综上所述，明代洪武至崇祯间共修筑大城五次。《蜀中广记·名胜记》认为，明代大城大致恢复到唐宋子城旧貌：“今之东西南北四门，颇为近古。西门者，古之宣化门也。南门者，古之江桥门也。东门者，古之阳城门也。”这种说法，在明代地方志中找不到佐证，天启年间（1621）绘制的《三衢九陌宫室图》，只有大城及蜀王府，与唐宋子城实无关系。由此可以表明，明代修筑的大城，是在废墟上重建的，旧有的子城已被蒙古军彻底破坏，湮没无存。

     （2）兴建蜀王府

      明代蜀王府的建设，是朱氏皇族在成都建立藩王特权的标志。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封其十一子朱椿为蜀王。由于朱椿年幼和成都残破，虽受封七年之久，但朱椿仅仅是名义上的蜀王，并没有到成都就藩。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见他长大成人，可以离开京城自立了，于是命他暂驻凤阳老家，同时命地方官兴建蜀王府。朱元璋谕旨说：蜀地为西南邦国之首，羌戎等族众望所归，如不兴建雄伟壮丽的王府就不能显示王权的威严。

      蜀王府坐落于四川成都府。成都府的历史沿革十分悠久，自禹贡时起已是梁州之地，属古蜀国。其地理位置优越，“上游水陆舟车通荆楚，下吴越达秦魏燕赵。真西南一大都会也。仪城十二里有奇，亦曰锦官城。内列藩封院司府县卫学校祠宇之属，外则含属州邑星棋布列，古所谓天府之国”。[ 明天启《成都府志》卷一。]虽处西南一隅，水陆交通却是便利。据嘉靖《四川通志·舆地志》所载，“大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言地利必资于形势也。蜀国为天府奥区，直坤维而躔井水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形势之险甲于寰宇。按其地东通荆楚，西接吐蕃，南界蛮荒，北连秦陇。其山崒嵂以嵯峨，其水甲渫而扬波。徼道千盘，严关四塞，雄藩巨镇拱卫。’”选此地营建蜀王府当为上上之选。与其他藩王府一样，蜀王府邸的选址运用了中国古代之堪舆学，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古代从春秋时期始就非常注重人与环境的关系。《管子·乘马》有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古人主张城市选址应考虑环境关系，注重将城市主体与周围环境统一经营。帝王的宫苑则大多利用自然山水改造而成，如桂林的明靖江王府建于独秀峰之下，周围众山拱卫，景色优美，确实是一个成功的选择。成都蜀王府的选址则为“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也。成都府也是一块风水宝地。其境内名山有岷山、峨嵋、青城、巫山，河流有峡江、涪江、嘉陵江、巴江、泸水、大渡河。而“巴城在岷江之北，汉水之南”，[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九《舆地志》。]可谓是“气”之所聚也。城内西北隅有名山武担，明蜀王府就建于武担山之阳。虽不象桂林独秀峰耸立于王府之中，也算得上是背有靠山。有“气”在，有靠山，古人认为如此一来，国祚必久矣！

      曹景川侯震奉旨兴工，建设蜀王府。王府基地选择在大城中央，位于成都市五担山之南，显然仍在前代王宫废址之上。明代蜀王府形势森严，府邸周围；环以砖城，周围五里，高三丈九尺；城下蓄水为壕；外设萧墙，周围九里，高一丈五尺，于是形成三道屏障：内城、护城壕和外城。真所谓宫墙万仞，咫尺天涯。嘉靖二十年（1541）又复增修。从其布局来看，与广西桂林市明代靖江王府十分相似。

      蜀王府外城萧墙之南有棂星门，门的东面有过门，南临金水河，河上建立金水桥，为三桥九洞通南北，桥南设石兽、石华表各二尊，气势雄伟、壮丽。

      蜀王府内部结构复杂、紧凑，廊庑众多，殿阁重叠。据正德《四川志·藩封·蜀府》记载：“太祖高皇帝治定功成，乃封第十一子于蜀，建国成都。洪武十八年（1385）谕曹景川侯震等曰：‘蜀之为邦，在西南一隅，羌戎所瞻仰，非壮丽无以示威，汝往钦哉。’震等袛奉，营国五担山之阳，砌城周围九里，高三丈九尺。南为棂星门，门之东有过门，南临金水河，为三桥九洞以度，桥之南设石兽、石表柱各二。红桥翼其两旁。萧墙设四门：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南曰端礼，北曰广智。端礼在棂星门之内，其前左右列顺门各二，直房各四。端礼门之内为承运门。门左右为东西角门。前为东西庑及顺门。承运门内为承运殿；前有左右庑；东西殿左右有东西府；东西偏（屋宇）为斋寝凉殿。后为圜殿。圜殿后有存心殿。又后为宫门，红墙四周，外左、右顺门相向。门内为正宫，鳞次五重。山川坛在萧墙内西南隅。其西为社稷坛，又西为旗纛庙。承奉司在遵义门左。其他长史、仪卫司、典宝、典膳、纪善、典仪、良医、工正、奉祠、审理八所、广备仓库、左护卫俱错居萧墙外。”

      此后又增修王府。嘉靖《四川志·藩封·蜀府》载：“嘉靖二十年（1541），奏准包砌以石，设四门如砌城制。端礼门内为承运门，左右为东西角门，前为左右庑及顺门。承运门内为承运殿，前为东西殿庑。左顺门入为东府，前为斋寝，右顺门入为西府，前为凉殿，俱南向。承运殿后为园，殿后为存心殿，又后为王宫门，内为王寝正宫。端礼门前有水横带，甃月池为洞，铺平石其上。东西列直房。其西为山川社稷坛，又西为旗纛庙。东南隅为驾库。东有古菊井，驾路所经。端礼门前外东西道有过门，南临金水河，并设三桥，桥洞各三。桥之南设石狮、石表柱各二，再南平旷中设通道，旁列民居、衙东西者四。正南建忠孝贤良坊，外设石屏，以便往来。更建坊于四衙，东南曰益懋厥德，东北曰永慎终誉，西南曰江汉朝宗，西北曰井参拱极。”萧墙内有菊井，为成都八景之一，曰“菊井秋香”。正德《四川志·成都府·山川》载：“菊井在蜀府萧墙内，即旧府学之前。”康熙《成都府志·山川》载：“菊井，蜀藩萧墙内，成都八景之一，名‘菊井秋香’。”雍正《四川通志·山水》载：“菊井在废蜀萧墙内。”

      万历末年，王府毁于火，旋即加以修复。《明史·五行志》载：“万历四十一年（1613）五月壬戌，蜀府灾，门殿为烬。”《明史·曹学佺》：“万历末为四川右参政，按察使，蜀府毁于火，估修资七十万金，学佺以宗藩例却之。”

      萧墙南垣在今成都市东西御街一线，东垣在顺城街一线，北垣在羊市街一线，西垣在东城根一线。

      经过几次修缮，王府的大体格局已定，规模宏大，足以慑“羌戎”。蜀王府主体为典型的早期亲王府格局，即三宫两殿。以端礼门——承运门——圜殿——存心殿——王宫门——广智门为中轴，两边建筑对称排列，左宗庙，右社稷。在存心殿至承运门间，周廻有庑，同中心承运殿两边的庑构成“日”字形。按《明史》记载，早期的亲王府“宫殿室屋八百间有奇”，可谓气势辉宏。承运门台基用大青石块砌成，高四尺九寸五分，前后接以云阶、玉陛、石蹬。正殿，即承运殿的殿基也全用平整的大青石块砌成，高六尺九寸，前后也接以云阶、玉陛、石蹬。殿四周围以雕刻图案的石栏杆。殿顶盖青色琉璃瓦。廊房地高二尺五寸，王宫门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后宫门地高三尺二寸五分（以上尺寸规格皆为洪武四年即1371年所定）。经过洪武四年（1371）和十一年（1378）两次修订，最终确定亲王府城高二丈九尺，城周为三里二百四十三步三尺，墙基厚二丈，墙顶厚一丈六尺。

      王府、萧墙、大城就形成了内、中、外三重城垣，似乎固若金汤，无懈可击。

      明大城和蜀王府在明末清初先后遭到灾难性破坏，使这些具有重要历史文物价值的古建筑荡然无存。万历四十一年（1613），蜀王府遭到的那场大火灾，使重要的门坊殿阁全部化为灰烬。万历末，曹学佺奉命调查蜀王府损失情况和修复的可能性，估算修复工程需白银七十万两，大大超出了明王朝对宗藩的财政补贴数额。因此，终明之世，蜀王府没有得到重建。明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于成都，以蜀王府为皇宫，改承运门为承天门，承运殿为承天殿。因蜀王府半为瓦砾废墟，不宜居住，不久，张献忠移居城外中园（今成都市华西坝）。后张献忠放弃成都，撤离时，他命令部下纵火焚烧成都宫室庐舍，夷平城垣垛堞，一时全城火起，公府私宅、楼台亭阁，全部陷入火海。使成都继元末之后再次遭受毁灭性破坏，在这场空前浩劫中，明大城和蜀王府基本上化为尘埃飞灰，成都人口又先后遭受战乱肆虐、杀戮、饥饿，百存一二，基本上处于人烟灭绝状态。

      成都自子城在元代湮没后，仅有罗城被作大城。明代建筑蜀王府，俗称皇城。从此，蜀王府为内城，大城为外城。

     （3）地方官署的建置

      明代蜀王府在大城中心，蜀王之子例封郡王，以县名为王号，王府均建于 成都，如城东南有南川王府、庆符王府，城西有富顺王府、德阳王府、太平王府、内江王府等。除王府外，地方官署的建置如下：

      清军都察院。为清军御史官署，在大城东门内正街。清军御史主要职责是监察地方军事。

      镇守府。为监察地方官吏而设置的中央派出机构，由太监主持。官署在东门内大街。

      巡抚都察院。地方最高官署，景泰四年（1453）建，在按察使前街，即今督察院街。

      都指挥使司。官署在东门内正街，洪武四年（1371）置。

      总兵府。在都司暑后，相当于今成都市总府街或提督街。

      布政使司。官署在城西北隅武担山南麓，武担山包括在内。洪武九年（1376）建。

      按察使司。在东门内正街，即今春熙南路。洪武五年（1372）建。

      提学道。在清提督学院地址，即今学道街。贡院在府学西，在清尊经书院地址，即今文庙西街之西。

      成都府治。在城北，沿宋代之旧。成都县治、华阳县治，分别在府治西东。

      成都府学。在城南，即周公礼殿遗址，今为石室中学。永乐年间（1403—1422）重建。

      成都县学。在布政使司东，即文圣街。永乐年间（1403—1422）重建。

      华阳县学。在县东南，即清大城东南隅。永乐年间（1403—1422）重建。[ 以上官署位置，凡未标明今址者，均以正德《四川志·公蜀》、嘉靖《四川总志·监守》、天启《成都府·学校·成都府志图》所标明的明代街区为准。]

     （4）文化、文物胜迹和寺观、园林的建设

      明代成都是全省政治文化中心，作为文化古城的胜迹遗址，得到应有的重视，逐步恢复重建。这种重建工作，又与明代文化专制统治的迫切需要结合起来，使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石室书院、成都府学和文庙

      西汉文翁石院[ 在今成都文庙前街西段北侧石室中学。]为历代太学府所在地。元代将文翁石室列于学官，设石室书院。明代重视科举，对文翁石室的建设十分重视，在保留前代书院的基础上，又扩建成都府学。文庙祭祀活动也十分兴盛。天启《成都府志·府学图》所绘明代书院、府学、文庙范围十分宽广,南面已抵达南城垣。

       2）重建筹边楼

      明代在恢复成都名胜古迹时，重建了唐代名胜筹边楼。此楼系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李德裕所建，原址在节度使署侧[ 节度使署在今成都市展览馆东。]。前蜀永平五年（915）失火全焚。南宋淳熙三年（1176），四川制置使范成大重建筹边楼，著名诗人陆游曾作“筹边楼记”[ 见《渭南文集》。]，略言唐时筹边楼故基已难稽考，大约在“子城西南隅”。南宋末，成都遭到焚荡，楼也毁灭无存。明代筹边楼已非旧观，曹学佺《蜀中广记·名胜记》“成都府四”说,楼在督察院东。明天启《成都府志·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作镇边楼,绘于督察院东,下莲池附近。

       3）杜甫草堂的重修

      南宋末年，成都城市为蒙古兵焚毁，位于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幸免于难。至正元年（1341），元朝廷追谥杜甫为文贞。稍后，太监纽璘之孙倾家资在草堂创建少陵书院，元末废弃。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蜀王朱椿在废址重建草堂，其《祭工部文》[ 载《全蜀文艺志》卷五十。]云：“先生距今之世数百年，而成都草堂之名至今日而犹传。予尝纵观万里桥之西浣花溪上，寻草堂故址，黯衰草兮寒烟，是以不能无所感也。于是命工构堂，辟地一廛，匾旧名于上。”草堂建成后，方孝孺特作碑记[ 见同治《成都县志·文艺》。]。此后，草堂又经多次修缮，并得到妥善维护。弘治十三年（1500），经巡抚都御使钟蕃倡议重修，大致形成近代草堂的格局。嘉靖十五年（1546），巡按御使姚礼又加以规划，伺后更筑书院，楹如祠数，左右各翼房廊，引水为槛流，建桥其上以通往来。前门命名浣花深处，包括院后空地，规模宏大。其东则奉佛殿香火，绕以围墙，栽种名花果蔬，再往东辟为水池，引桥下溪水流注池中。至夏日，绿水、莲荷、鱼鸟、古柏交相辉映，有旧时草堂之美。两次扩建，使草堂面积大大扩展，后华阳知县何宇度又摹刻杜甫石像一尊。草堂园林建筑、石刻经过明代扩建充实，已是大具规模，成为成都著名园林名胜。

      4）青羊宫的重建

      四川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道教宫观建设的历史悠久。青羊宫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宫观之一，《蜀王本记》谓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引《蜀王本纪》。]后人遂以青羊二字为道教寺观之名。东汉末张陵在蜀创天师道，此即道教之雏形。其后天师道流行于蜀地。至唐代尊老子为李氏始祖，令天下诸州皆置道观，诸路各设玄元皇帝庙，并为老子设像，于是成都建立紫极宫[ 封演：《封氏闻记》。]。成都又有玄中观，僖宗入蜀，改为青羊宫。观址初时很狭小，四周尽为菜圃。改为青羊宫后，大兴土木，辉煌壮丽，顿成巨观[《全唐文》卷八十六载僖宗《改玄中观为青羊宫诏》；同书卷八百一十四载乐朋龟《西川青羊宫碑铭》。]。五代和两宋时期，青羊宫成为游览胜地，南宋末毁于战乱。

明蜀王朱椿重建青羊宫，营造亦甚美。何宇度《益部谈资》谓其规模不减两京。正殿内有铜羊，曹学佺说：“有青铜铸成羊，其大如糜。”[《蜀中广记·器物记》。 ]青羊宫同时又是道纪司所在地[ 天启《成都府志》卷三。]。青羊宫因内置青铜铸造的青羊而得名。

      5）玉局观的兴建

      道教徒谓经有二十四化，其中之一为玉局化。又谓玉局化在成都，老子尝为张陵说《南北斗经》于此[ 彭乘：《修玉局观记》说：“斯化密迩府署（节度使署），制度仅存。自东汉故舆，皇唐崇饰。”载《全蜀艺文志》卷三十八。]。玉局观实建于唐代，前蜀王建拆玉局观，在观址修建五凤楼。前蜀王衍因其旧观，恢复玉局观祠宇[ 位置在今成都柳荫街一带的锦江北岸。]。南宋末祠宇毁于战乱。明代新建玉局观，明人曹学佺于所撰《蜀中广记·名胜记》“成都府三”曰：“《宇寰记》云：‘玉局坛在城北柳堤玉局观内。’按今往新繁路自堤上行十二里有赛云台足以当之。”天启《成都府志·祠庙》：“玉局观，府城北二十里。”二者一自城西北之堤起算，一自城垣起算，里数虽异，方位则同。宋、明人所记皆亲见者，宋人谓在城北。足证宋、明两代各有一玉局观，名同而地异。宋代之玉局观当是在南宋末时成都被毁后明人易地重建之庙。曹引《太平寰宇记》作“城北”非误据讹本即是有意改纂。民国《华阳县志·古迹四》谓后人误据《太平寰宇记》“城北”之说，实则民国《华阳县志》乃误信曹学佺语。如说宋玉局观在城北与苏诗、陆诗均无法吻合。同治《成都县志·寺观》谓“玉局庵……有燔炉一座，铸明成化十九年字”，足见明建玉局观之时间，不晚于此年。玉局观的兴建，也反映了明代成都道教的进一步发展。

      6）大慈寺的扩建

      至唐代以来，成都一带佛教兴盛，大慈寺就是成都第一大禅院。寺院宏伟壮丽，千拱万栋，数百年间壁画梵王、帝、释、罗汉、天女、帝王将相瑰伟神妙，不可缕数。古市集中蚕市、扇市、七宝市、药市、夜市均包罗其间。香火最盛时，寺庙西抵今锦江街、江南馆街、金玉街、棉花街一带；北至天涯石北街、四圣祠、庆云庵街；东达城垣一线；南至东大街。明代成都僧纲司设大慈寺[ 天启《成都府志》卷三《寺观》。]，宣德十年（1435），寺内发生火灾，主要殿宇化为灰烬。到成化十七年（1481），才勉强完成修复工作，但规模大为缩小。明末成都遭毁，此寺也未幸免于难。

       7）宝光寺的重建

       宝光寺始建于唐代，本名兴福寺，位于城内书院街。明代隆庆四年（1570）重修，寺内有铜铸毗卢佛、庐舍那佛、阿弥陀佛和侍者像各一躯，寺内放有天涯石[ 石至今尚存。]。因寺庙地基狭小，无庭园之胜，又因与新都宝光寺同名，俗称小宝光寺。

3、明代成都的文化教育

（1）川剧艺术

      明代成都文化的特点是有“川味”特征的下层群众文化的兴盛，其最高成就是川剧艺术。川剧，是具有鲜明的四川方言特点和音乐特色的戏曲艺术。它是巴蜀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的珍品。

      川剧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如果以明代“乐王”陈铎的散曲《朝天子·川戏》和套曲《北耍孩儿·嘲戏七》第一次用文字记载“川戏”演出的状况为证，那么，川剧至少也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从明代开始，戏曲艺术在四川蓬勃发展，川剧中的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大多是明代以来陆续由省外传入，受到四川的语言和民间音乐曲调的同化而嬗变为现今的演唱形势的。

      川昆，就是四川昆曲，它源于江苏昆曲，但又有四川的烙印。虽然上演剧目不多，但风格独特鲜明。川昆悠扬婉转，流丽清远，一唱三叹，在川剧声腔中独标一格。

      高腔，是川剧中最有特色、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源于江西的弋阳腔。川剧剧目中的大约50%都是高腔戏。高腔的基本特点是“一人唱、众人和”、“帮、打、唱”为徒歌；音乐曲牌丰富，换腔转调灵活；长于叙事抒情，艺术个性很强。

      胡琴，包括“西皮”、“二黄”和“阳调”三个组成部分，属板腔体音乐声腔，源于湖北一带之汉剧。“西皮”的特点是轻快活泼、刚劲有力，比较适合表现人物激昂欢快的感情，它正好与“二黄”的典雅、深沉、苍凉和悲壮形成鲜明的对比。而“阳调”则近于“二黄”，但更加沉郁悲愤，适于塑造悲剧形象和烘托悲剧气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弹戏，又叫“川梆子”或“盖板子”。它是用盖板胡琴为重要伴奏乐器进行演唱的一种形式，源于陕西秦腔。从音乐表现上看，弹戏有悲、喜之分，习惯上称为“甜皮”和“苦皮”；弹戏旋律优美、节奏鲜明。正所谓“蜀地亢音与秦近”、“秦腔梆子响亮低”。

      灯戏，源于古代巴蜀民间迎神赛会的歌舞表演，唱的多为民歌小调，富有生活气息，很受群众喜爱。

      我国戏曲角色行为分类，一般通行“生、旦、净、末、丑”五大行当分类法。川剧与其它剧种大同小异，分为“小生”、“旦角”、“花脸”、“丑角”等类。这既反映了川剧表演艺术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对川剧传统行当分类法的继承。

正所谓“戏无情不动人，戏无理不服人，戏无技不惊人”，戏曲表演不仅要剧情动人，戏理服人，还要技艺惊人。川剧的特技，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动人的艺术魅力和独特的表演风格。主要有：缠水发、变胡须、踢慧眼、变脸；除此之外，还有褶子功、藏刀、大刀走路、上肩耍人、提粑脚、耍蜡烛、贴墙壁等。这些特技，积累了前辈艺人的表演精华和技巧功夫。特技的运用，能渲染舞台气氛，烘托演出效果，外化人物心理活动，在完整的舞台艺术中显得和谐得当，具有惊人的艺术魅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川剧艺术虽然是四川的地方剧种，但它并不保守。凡是研究过川剧的专家学者们都认为：川剧对于兄弟剧种和其它艺术形式的消化和吸收能力很强，而保留自己剧种的艺术特色和地方风格的能力也较强，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表演体系。

（2）书院及茶馆、书场

      明代成都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是书院的兴起。明代成都有子云书院、大益书院、浣花书院等。成都茶馆和书场，素来为人所称道，这是成都群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蜀人饮茶渊源自古，汉王褒《僮约》即有“武阳（今新津）买茶”的记载。晋人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说：“芳茶冠六清”，这些是成都人饮茶习俗的最早记载，它在全国都是最先形成的。饮茶的茶具有盖碗和茶船，据说承碗的茶船是唐代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所创制，这是成都人特有的饮茶方式。书场是成都城市群众清闲的另一场所，一般书场都兼营茶舍。书场内有评书、扬琴、清音、竹琴、金钱板等各种曲艺表演。其中评书犹为群众喜爱，早在东汉四川说书就很盛行，成都有东汉说书陶俑出土，生动的表现了“负鼓盲翁正作场”的形象。

4、明代成都的生活习俗

四川，其名源于《华阳国志·蜀志》所载“是以蜀川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也。”而其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盖因其自然环境条件好。既有适合于农耕的气候和土壤，又具有丰富的植被和各种物产资源，因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四川饮食馔宴包括川菜、川酒、川茶和四川特色的娱乐文化，在全国享有盛誉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川菜

      川菜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它以“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而名满天下。其特点是：味多、味广、味厚、味浓。其基本味是咸、甜、麻、辣、酸。用这5个基本味调配出的复合味型又达23种之多。川菜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风味独特，深受我国人民群众喜爱，而且在国外也享有较高的声誉。

      四川得天独厚，江河纵流，沃野千里，高山峻岭，物产丰富，水源充沛，气候温湿。因此先有李冰父子治都江之堰，后有武侯设屯田之利，秦汉以来，物富民殷，号称天府之国。[ 陶文台：《中国烹饪史略》，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208—209页。]天府之国的四川，为川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川菜之名在宋代正式见于典籍，许多诗中屡见“蜀味”、“蜀蔬”之赞。川菜进入了宋京汴梁、临安城中，出现了很多专营川菜的酒楼，成为在全国有巨大影响的菜系。宋代记载了北宋汴梁（今开封）“有川饭店，则有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肉、淘煎、燠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 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卷四《食店》。]南宋时陆游曾经居四川，并写下关于川菜的优美诗篇：“剑南山水尽清晖，濯锦江边天下稀。烟柳不遮楼角断，风花时傍马头飞。芼羹笋似稽山美，斫脍鱼如笠泽肥。客报城西有园卖，老夫白首欲忘归。”明代状元杨慎在《升庵外籍·饮食部》中，记录了巴蜀的茶、酒、食品、饮宴资料76条。

      四川历史上有“尚滋味”、“好辛香”的食俗。由于气候潮湿，因此川菜有麻辣的特点，以利于发散人体湿气。但川菜绝不仅是麻辣味，而是麻、辣、酸、甜、咸、烫、嫩、鲜诸味皆备，各种味道巧妙搭配，调配出家常、鱼香、麻辣、怪味、椒麻、酸辣、糊辣、红油、咸鲜、蒜泥、姜汁、酱香、麻酱、烟香、荔枝、五香、香糟、糖醋、甜香、陈皮、芥末、椒盐、红烧等几十种味型。长期以来，川菜形成了一种选料严格、刀工精细、烹制讲究、花色品种丰富、味道多又富于变化的风格特点。它不仅适于小炒、小烧的家常风味，而且还以精于山珍海味、传统筵席的大菜的制作而见称于世。川菜绝大多数菜品是荤素兼备，荤而不油，浓而不腻，味重清鲜。就以家常川菜而论，麻辣味仍是少数：像姜汁味、鱼香味、宫保味、糖醋味、怪味等，仍属于多数。所以人们对川菜曾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赞誉。另外，川菜的炒菜不过油、不换锅、一锅成菜的烹制方法，也是很有特色的。

      四川小吃，亦风格独特，闻名中外。小吃，按习俗一般多用于早点，打么台（也称打尖儿）、宵夜筵席的配合，也可作为正餐。它的某些品种还是佐酒佳肴。小吃各地都有，惟独川味小吃分量小得出奇、花样多得出奇、制作精得出奇、味道美得出奇。它源于实践，扎根民间，素有选料严谨，制作精细，造型讲究，味别多变和注重色、香、味、型的配合著称，并以蒸点、汤点、酥点为擅长，深得百姓的喜爱。

      我们一般所说的川菜是一个大众菜系，比较平民化。但是在上升到蜀王府时，这宴席又是相当豪华和奢侈的。关于蜀王宴席的菜谱内容，主要是由具有巴蜀风味的川菜构成，因为蜀王世居四川，早习惯饮用川味，故而其宴席不乏蜀味或者说四川特味菜；同时四川又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蜀王宴席又吸收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某些佳肴名菜，如羌族的羊肉附片汤、虫草鸭子等。另外明蜀王宴席还必须服从朝廷颁发的各种宴席礼制，别上下尊卑，列如《明史·礼志十》记载：“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与同致仕会，则同序齿。”否则，若是僭越皇帝或国家礼法，轻则要遭到呵斥或惩罚，重则被削爵夺位，甚至处死。

（2）川酒

      四川在很早时候就已经酿造美酒了，《华阳国志·蜀志》中曾记载：“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此后扬雄和左思的《蜀都赋》中对蜀酒有大量的文字记载，隋唐诗人对蜀酒也写下了大量诗篇，如杜甫在《戏题寄上汉中王》说“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蜀酒发展到明代的时候，出现了许多有名的酿酒糟房，如“温德丰”、“德盛福”等，川人利用大米、糯米、荞子、高粱、玉米混合酿出天下有名的“杂粮酒”，清代时更名为“五粮液”，在今日更是妇孺皆知的名酒；又如薛涛酒，源于唐薛涛在蜀的故事，“明时蜀王犹取其井水造笺”，[ 清王培苟：《听雨楼随笔》，见袁庭栋著：《巴蜀文化》，第41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此井水清澈甘洌，酿出熏人美酒，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全兴酒。

      明代是四川名酒发展的重要阶段。明万历年间（1573—1619）建成了泸州老窖之池，由此奠定了这一“四百年老窖”名酒的基础。我国另一大名酒五粮液产地宜宾，在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酿酒的专业作坊“糟坊”，“温德丰”和“德盛福”就是当时比较有名气的糟坊。绵竹自古以来就有酿酒的传统，唐代就在绵竹酿造出了“剑南之烧春”的名酒，以后在元、明两代连续以造佳酿而闻名蜀中。

      四川酿好酒与爱喝酒的习俗紧密相连。一年四季，人们是春种秋收、修房盖屋，或是婚嫁丧葬、做寿请客，都离不开喝酒。除夕之夜，一家人要喝“团年酒”；正月间，亲友会聚要喝“春酒”；栽秧时节，人们喝“栽秧酒”；到夏收、夏种时则喝“开镰酒”、“收镰酒”；到了秋收时节要喝“丰收酒”。此外还有“寿酒”、“婚酒”、“满月酒”等等。

      四川人饮酒多讲究慢品、慢饮、细饮，尤其是相聚共饮或个人独酌时，更时徐徐举杯、慢饮细品，边吃边摆龙门阵。下酒菜可丰可俭，或卤肉、麻辣兔丁、凉拌心肺之类，或炒或盐煮花生、黄豆等，都是下酒的佳肴。

      总之，名酒的形成和酒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四川酒文化的发展较早也较发达，但是人们对酒文化的认识，是由不自觉到自觉，由饮酒的无度到有度。为了维护不同的社会秩序，进而将饮酒行为与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相联系起来。酒作为美好的东西，首先就应该奉献给上天、神明和祖先使用，可见祭祀中酒的地位。饮酒行为是受到礼的制约的，中国古代酒礼是酒文化教育的核心，从酒行为去体现贵贱、尊卑、长幼等和不同场合的礼仪规范，从酒文化的传统观念制止滥饮，提倡节饮，饮酒适度，即为提倡的饮酒之德。对酿酒销酒讲质量、重信誉等这些传统的酒礼和酒德，对名酒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酒作为美好的物质，在古今的历史长河中，表现英雄的豪爽气概，颂扬爱的真诚与纯洁，推崇和赞美智慧，引发文艺家创作激情。所有这些，说明酒与优美品格、美好感情、文化艺术互相增色，共同生辉。古代文人李白、杜甫、黄庭坚等对名酒的颂扬及提出的各种意见，对提高名酒声誉，促进名酒质量，都有强烈的激励作用。

（3）川茶

      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首的茶叶，目前是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可缺少的饮料。世界种茶饮茶的发源地是中国，而四川是中国最早种茶、饮茶的地区之一。川茶是四川人民为世界文明所作出的又一贡献。

      川茶多特色。在唐代，蜀中有八大名茶，即“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锋，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扬村，绵州之善目，利州之罗村。”其中最负盛名的茶是蒙顶茶。“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这是白居易赞颂蒙顶茶的一句诗，有口皆碑，广为传诵。从唐朝开始蒙顶茶已作为贡茶，“蒙茸香叶如轻罗，自唐进贡入天府”。直至清朝，1000多年间，蒙顶茶年年皆为贡品，奉献皇室享用。

明代时，中国人饮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正如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供御茶》中说“……今人惟取出萌之精品者，汲泉置鼎，一淪便啜，遂开千古茗茶饮之宗。”而四川饮茶文化和出产茶种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明黄一正在《事物绀珠·茶类》中认为全国茗茶九十八种，而川茶占了二十一种，首推四川蒙山的山茶和雷鸣茶。

      四川旧时茶馆最多，茶肆栉比，依山傍水。客来随意设座，泡茶一杯。碰上熟人，聊天，畅叙家常。四川人称之为“摆龙门阵”。或者背靠竹榻，遥望碧云蓝天，观赏山光水色，别有一番情趣。成都茶馆之所以受人喜爱，其原因就在于成都茶馆有茶、有座、有趣。所谓“有茶”，就是能让茶客得到满足。俗话说：茶好不如水好，水好不如器好。因此，成都茶馆的经营者在用水、备茶、置茶具上毫不含糊，颇具匠心。

      沏茶之水，唐代陆羽《茶经》有言：泉水为上，河水次之，井水为下。成都无泉水，故一般茶馆都挂有上书“河水香茶”的招牌，以示招徕。一般茶馆都雇人用大木扁桶去取河心水，为此茶馆自然又得备几口沙缸以作过滤之用。

      成都人喜欢茉莉花茶，但茶馆老板不乏生意经，为了满足南北往来的过路客，它们也备有其它各路名茶，把粉牌写得满闹热。有的考虑得更细致：夏天加备杭菊，解暑，明目；冬天加备沱茶，据说沱茶性温热，专供老年体虚者之需。

      至于茶具，就是闻名遐迩的“盖碗儿”。这套由盖、碗、船组成的三件头茶具，可算把喝茶的艺术推到了臻于妙境的高度。最妙处在于茶船的定型和茶盖的巧思。据《资暇录》载，茶船为南齐蜀相崔宁之女所发明。有了它，既稳定了茶碗的重心，又免却了滚茶烫手之虞。茶盖最具巧思，有了它，茶碗不至于闭得太严，茶味得以徐徐沁出，能随意控制茶汁的溶解速度和茶水温度，还可避免喝茶时茶叶入口。

     茶馆又是群众的“俱乐部”，最常见的是“打围鼓”（川剧坐唱），演唱者仅各执用一件乐器，如川锣、川胡、板鼓、大钹、马锣之类，很受百姓欢迎。有“围鼓”的茶馆，生意格外好。

     旧时成都有句俗话，叫做“长官不如副官，掌柜不如堂倌。”的确，以应付茶客的功夫而论，成才的茶堂倌确实强于茶馆掌柜。堂倌雅称“茶博士”，源自唐朝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御史大夫李季卿宣尉江南，陆羽来见，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手自烹茶，口通茶名，茶罢，李公命奴子取钱三十文，曰‘酬煮茶博士’”。看来这是古代文人间的雅谑，但“博士”之名由此传焉。堂倌的基本功叫“提壶掺水”。这是不可少的手上硬工夫：一把铜壶满水有十来斤，整天提在手，满堂穿花，在应对茶客的同时，还得卖点“手彩”：老远掺个“仙人过渡”；从茶客头上弄个险但又滴水不撒叫“雪花盖顶”；桌上的茶碗刚掺满，手上的茶碗又从水头上巧妙切入，来个“金蝉脱壳”；左右手各执一壶，同时掺一碗，叫做“二龙戏珠”；水满手不停，幺拇指轻轻一勾，茶盖子便稳稳地扣上碗口，名曰“海底捞月”等等。这一整套动作一环扣一环，一气呵成，若非久经锻炼是不行的。

      四川茶馆既是休息娱乐场所，也是一种文化生活，在成都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增添了光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明代成都的城市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各类手工业产品贸易达于四方；城市建设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形成了内城、外城的格局；文化、生活习俗中的川剧、川菜、川酒、川茶也竞放光彩。明代的成都与汉唐时期的成都相比，在全国的地位虽然稍微有所下降，但作为四川经济文化中心、南北商业大都会的成都，仍然是全国几个重要城市之一，在西南、甚至整个南方都有重要的影响，在全国也是举足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