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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藩王的陵寝制度

1、明代藩王陵墓在全国的主要分布

     有明一代前后历277年,在这期间,按“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藉兵部”。[《明史》卷一百十六。]明太祖朱元璋共有二十六子,除第一子朱标立为太子,储于东宫,第二十六子朱楠,出生逾月殇逝而外,其他二十四子,皆封于全国各地建藩为王。藩王拥有庞大的政治、经济权力,生前过着奢侈的生活,死后埋葬的陵墓也是按其生前的生活方式来精心布置的。据统计,至目前为止,已被发现并得到较为系统研究和开发的明藩王陵墓群共有13处。这13处藩王陵墓群即分封各地的藩王王系墓葬的数量。

西南地区的明蜀王陵是明代亲王蜀藩王的家庭陵墓群。分布于四川成都市东部十陵镇南侧的正觉山麓和青龙埂一带,其中正觉山脉一线,目前已探明蜀王陵5座、蜀王妃墓3座和蜀王府郡王陵2座,目前已经考古发掘和研究开发的有僖王墓、(朱友壎墓)、昭王墓(朱宾瀚墓)(异地搬迁)、定王次妃(王氏)墓。素有“岭南第一陵”之称的靖江王陵,座落在广西桂林市郊的尧山之麓,范围有100多平方公里,是国内保存完好的明代藩王陵墓群。靖江王陵墓群分五类,即王与妃合墓11座、厚葬次妃墓4座、将军墓、中尉墓和宗室墓约300座左右。其中同一兆域内有庄简王(朱佐敬)、安肃王(朱经扶)、康僖王(朱任昌)等八座王墓。

      明朝时,在今湖北省的四个地方分封有藩王,即分封在武昌县的楚王、蕲春县的荆王及江陵县的辽王与湘王。楚王墓共有昭王、庄王、宽王、康王、靖王、端王、愍王、恭王、贺王九处墓园,其中昭王(朱桢)墓目前保存完好,墓室面积也较大,共有156平方米,随葬器物数量达318件。明太祖庶十二子湘献王(朱柏)墓位于江陵县,目前保存状况良好,墓室面积为109平方米,随葬器物数量较多,共有1000件。明太祖庶十五子辽简王(朱植)死后也葬于江陵县,其墓目前尚未被盗,墓室面积较小,为55平方米,随葬器物共有120件。仁宗(朱高炽)庶六子荆宪王(朱瞻垌)之墓位于蕲春县。

      明太祖庶十七子宁献王(朱权)墓位于江西新建县的缑岭山麓。墓葬方向为坐西朝东,整体保存完好,墓室面积为96平方米(缺耳室),随葬器物为100件。座落在江西南城县东北女冠山麓的益王墓,包括益定王(朱由木)、益昭王(朱载增)、益宣王(朱翊钅引)、益敬王(朱常氵迁)墓,其中定王墓被盗而宣王墓保存完好,两者的墓室面积都很小,随葬器物宣王墓为450件,定王墓约100件。

      河南的周王墓有禹县的周定王墓和荥阳县的周靖王、周懿王、周惠王墓。潞王墓在河南新乡市,其中潞简王(朱翊镠)墓座落于新乡市北郊的凤凰山,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好、占地面积最大的明代藩王陵墓,它以其独特旖旎风光,雄伟的古代建筑,精美的石刻艺术,神奇的民间传说而受到四方游客的赞叹,有“中原第一陵”之美誉。

      鲁荒王墓在山东邹城市东北12公里处的九龙山南麓,地宫封土面积约为一万多平方米,墓室面积为87平方米,随葬器物达500件,其中玉制品数量较多,鲁荒王墓修有内外护城河,规模宏大、庄严,是山东省解放后发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座明代墓葬。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朱檀之墓。庆王墓位于宁夏同心县,兆域内有靖王、康王、怀王、庄王、恭王五座墓园及一些郡王墓和王妃墓。此外,荣王墓在湖南常德市。肃王墓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来紫堡乡黄家庄村平顶峰,素有明“十三陵”、小“十三陵”之称,但明肃王墓“藏在深山人未识”,它深厚的文化积淀还有待于将来进一步挖掘。

2、明代藩王的陵寝制度

      明代帝陵的陵寝制度最早起源应是孝陵,明十三陵都是直接或间接借鉴孝陵而建。明代藩王陵宫与亲王的府宫制度关系密切,这可以从明太祖洪武年间制定的亲王府制及仪仗制度中得到印证。明代初期,亲王墓葬并无定制。洪武三年(1370年),礼部尚书陶凯奏定品官坟茔之制:“一品茔地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七。]亲王品级比照一品。直到永乐年间才有藩王葬制的具体规定,但也只规定了地面的享堂、陵园制度,而不是地下的墓圹形制。据万历年间的《会典》记载:“永乐八年(1410年)定亲王坟茔,享堂七间,广十丈九尺五寸,高二丈九尺,深四丈三尺五寸。……正统十三年(1448年)定亲王坟茔地五十亩,房十五间。”[《明会典》卷二百零三《王府坟茔条》。]各地藩王墓的形制大小虽然有其偶然性,但决定明代藩王葬制的地上建筑及其布局基本上还是相同的。明代藩王陵寝的建造大多按时制规定进行,有的藩王陵寝也出现有逾制建造的现象,尤其是在不易被发现的地宫建造上逾制较多。

      陵址的选择是明藩王陵寝营造之前必做的准备工作,也是一个极为慎重的步骤。与帝陵的建造一样,藩王陵寝的选址多数由风水术士参加。明代陵寝的选址活动以“江西派”学说占主流:“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风水理论在当时能符合统治者的心理需求,因为其中既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山川崇拜、天人合一观念的基本成分,又迎合明代统治者把陵寝吉地视为“允为万世,圣子神孙钟灵毓秀之区”以希冀“用垂为万世,永久之图”的心态。明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是先由卜选官及其所率风水堪舆人员依据风水理论,“外观山形,内察地脉”,实地勘察选出的所谓“风水吉壤”。各地明藩王陵寝的选址也是符合当时的风水理论的,如明蜀王陵比较集中的正觉山和青龙埂两地,按明朝时“江西派”学说就是两处风水宝地。正觉山本是成都正东方向最高的一座小山丘,海拔534米,相传是凡人修炼成正果的最好“风水宝地”,故名“正觉”。由于其山形酷似蟠龙,山丘的西南侧又有一汪近千亩的人工湖泊,因而被崇尚佛教的僖王和其他诸王看中,并选作葬身之地和皇家陵园区是很自然的。青龙埂本是一块低洼地,其平面近呈龙首状,其北紧傍十陵镇,洼地的周围地势起伏,错落有致,浅丘相连。洼地的西面还有一凸起的土埂,远看酷似“龙脊”,故称“青龙埂”。按风水学说也是一块宝地。

      明藩王陵一般都包括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下部分,即墓室建筑,亦称地宫,系墓主的梓宫所在,为陵寝建筑的核心部分。地上部分为寝园的装饰性建筑,也是后人凭吊和举行上陵礼的地方,起着标识陵地和沟通人神(墓主神灵)关系的桥梁纽带作用。广西桂林市的靖江王陵和河南新乡市的潞简王陵是其中的典形代表。靖江王陵在1986年部分复原之前原有基础保存完好,从中可以看出整个王陵的建筑布局:王陵呈长方形,两道围墙把陵园分为外围和内宫两大部分;中轴线上依序设有陵门、中门、亭殿等;神道两旁对列华表、石人、石兽,多为11对或有神道碑;地宫位于享殿之后,处在中轴线的末端。潞简王陵地面除木构建筑已被毁坏外,其余建筑大部分完好,为完整的石头城建筑风格;从墓区入口处的“潞藩佳城”石坊开始,轴线上依次设有石望柱、石象生、石桥、外门、石坊、中门、享堂、内门、亭、宝城,宝城半径约为20米,宝顶是平地堆起的封土。明代少数藩王陵寝不见地面建筑,如蜀藩王陵寝无明显的地面建筑痕迹。究其原因,可能性有两种:一是古代盗墓之风就很盛行,蜀藩王陵寝不设地面建筑,使盗墓者无法确定地宫的确切位置,避免墓体被盗被毁。二是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的部队入成都后大肆搜捕蜀藩王宗室亲属并对明朝时的一些重要建筑进行破坏,蜀藩王陵寝作为明蜀王的代表建筑之一,估计也曾经遭到破坏,尢其是地面建筑。再加上蜀藩王陵寝处在成都平原的边缘,这里土地肥沃,土质疏松。因此,被毁的地面建筑物在经历几百年后很可能已被深埋地下,这种推测的根据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曾有农民于陵区北部今十陵镇政府办公地南侧附近地下掘出石人像等物,传为石菩萨现世(据推测可能与附近陵墓或陵区公共神道上的石翁仲一类造像有关)。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大部分明蜀藩王陵寝无地面建筑痕迹与第一种原因有关,少部分可能是第二种原因造成的。明前期的藩王陵寝地面建筑规制与明太祖朱元璋父亲的皇陵(朱世珍墓)及其祖父的祖陵(朱初一墓)相似。整个陵区建筑共分三部分:主要以绿化区及部分附属建筑为主的外陵区(外墙垣以内和内墙垣以外);主要以神道石象生为主的内陵区(内墙垣以内和陵门以外);以享殿为中心的祭祀区(陵门以内)。明朝中后期的藩王陵寝建筑规制与前期相比有所改进,从享堂为主体的祭祀区进一步突出,形成了前陵门、后享殿的院落式布局,整个墓区的占地面积比前期也有所缩小。在比较规整的几何体形地面上,以神道为中心,两旁依次有地建有序华表、石马、大象、石虎、麒麟等石象生,如潞简王墓、靖江王墓、益王墓均设有较多的石象生。但也有些藩王墓是不设石象生的,如庆王墓、楚昭王墓等。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有些藩王墓因为墓区破坏严重而情况不明,无从考究当时是否设有石象生。

明藩王陵地宫的封士形式有的因山为陵,如鲁荒王墓、宁献王墓、益端王墓。因山为陵的墓葬形式在两汉时就已出现,已知最早且保存较好的是西汉文帝(刘恒)的霸陵,但这种形式在两汉尚未流行。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因山为陵的形式广泛推行,《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有魏文帝曹丕的寿陵效法霸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欲使数代之后不知其处。”因山为陵的墓葬形式最大的好处是使墓体较为隐蔽,相隔数代之后,一般人不知道墓体的具体位置,减少墓葬被盗被毁的可能性。有的藩王陵地宫封土形式呈圆丘形,辽简王墓、安肃王墓、庆庄王墓都属此类形式。明藩王陵地宫面积大小不等,原则上要比帝陵地宫要小得多,但也有些藩王陵地宫占地相当广,如潞简王陵地宫占地面积就达到了185平方米,蜀僖王陵地宫也有124平方米。地宫面积的大小与地宫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及地形有关,也可能是地宫深藏地下,不易被人发现,因而在建造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有的藩王陵地宫并不是严格按照明制来进行建造。藩王陵地宫建筑形制与风格比较多样。辽简王墓、潞简王墓和宁献王墓等地宫的平面形制都是“十”字形;蜀僖王墓、益端王墓和安肃王墓地宫的形制是“I”字形;而鲁荒王墓地宫平面形制则是“T”形。

3、明代藩王陵墓与帝陵的异同

      明代藩王陵墓的规制在地位上仅次于帝陵,其布局深受帝陵的影响。藩王陵墓与帝陵之间的差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明代藩王陵墓与明代帝陵的最大差异是藩王陵墓不设方城明楼。方城即是通向宝城宝顶的城门,明清时亦称“灵寝门”、“寝门”;明楼则是放置皇帝庙号的碑楼。明代帝陵除了明太祖朱元璋祖父(朱初一)的祖陵以及后来思宗(朱由检)的思陵外,其它帝陵均建有方城明楼。明代藩王墓及皇室其它成员墓,按明制均不能设方城明楼。方城明楼的形制均为重檐式方亭建筑,内部结构除永陵和定陵采用砖券顶外,均为木质梁架结构;斗拱、檐椽、飞檐椽、额枋等构件除永陵和定陵以石雕成两面敷彩外,其他各陵均采用木质构件,其中,额枋、柱头等均外护有烧制着彩画图案的琉璃砖。楼顶上下两檐之间均悬挂榜额,书写陵名,如“裕陵”、“庆陵”、“德陵”等。楼内各树圣号碑,碑为石质,碑首均作方形,前后浮雕“二龙戏珠”图案,前面中下部有篆额,刻“大明”二字,碑身正面以楷体刻“某宗某皇帝之陵”。朱元璋祖父(朱初一)的祖陵,由于建于明朝初年,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旧制,所以不设方城明楼。崇祯帝是明朝最后一帝,其庙号多次更改:先是南明弘光政权(福王)为他定庙号为“思宗”;后以“思”非美谥,改庙号为“毅宗”;隆武(唐王)时,又定庙号为“威宗”。清军入关,初定崇祯帝庙号为“怀宗”;后以“兴朝谥前代之君,礼不称宗”,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去其庙号,改谥为“庄烈愍皇帝”。所以也不建明楼放置庙号。明代藩王墓及皇室其他成员墓按明制均不能设方城明楼,这可能是因为藩王和其它皇室成员没有所谓的“庙号”,所以不能像皇帝一样代表国家社稷,因而没有必要也不能建方城明楼。至于河南新愍乡的潞简王墓仿帝陵方城明楼而建造的碑亭,则是营建时超逾了明制,这可能与潞简王的特殊地位有关。潞简王为万历皇帝之同母胞弟,深受太后及皇帝的宠爱,陵墓建方城明楼虽然是逾制,但也不会触怒皇帝而遭废止。

      2、明代藩王陵墓区中轴线上门的数量少于帝陵。大多数明代藩王陵墓设有三座门,即外门、中门、内门。而帝陵中轴线上一般设有五座门,即大红门、陵门、 棱恩门、内陵门和灵寝门。这种门的设置方式最有力的根据是周礼有关宫城制度和儒家注释,所谓天子五门,诸侯三门。[ 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引《诗·大雅·绵》。]但是,帝陵设五门和藩王墓设三门仅是一种标准模式,事实上并非每座帝陵和藩王陵墓都千篇一律地按照这一模式来建造。所谓“尊可从卑,卑不可尊”,帝陵可按标准造五门,也可像藩王陵墓那样设三门;但藩王陵墓所造门的数量如果超过三座则是逾制。这是封建等级秩序的一种体现。

      3、明代藩王陵墓单体建筑的形制等级、装饰、造形等比帝陵要低。就地宫形制而言,明代帝陵的地宫是石彻拱券结构,平面为“十”字形,后殿拱券与中殿拱券成正交,这种拱券称“丁字大券”。“丁字大券”只在帝陵地宫建造中使用,藩王陵墓和其它公侯大臣墓的地宫形制可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十”字形,“1”字形和“T”形等,唯有“丁字大券”不见出现在藩王陵墓地宫中。明帝陵棱恩殿的柱网排列,采用“九五”规制(面宽九间,进深五间),排面宏大规整;而藩王陵的棱恩殿柱网排列,则只能采用“三五”规制(面宽五间,进深三间),在排面气势上比帝陵要稍逊一畴。明代藩王墓建筑的装饰规格也不能随意超逾帝陵规格,帝藩上下等级间的差别在建筑装饰规格上也有充分的反映。譬如藩王陵寝中每扇门上门钉的数量按规定为横七竖九共63个,而帝陵中每扇门上门钉的数量则为横九竖九共81个。明代帝王陵的附属建筑物上都习惯雕龙画凤,帝陵雕刻的是五爪金龙;藩王陵墓雕的是四爪金龙,雕五爪金龙则属逾制。明朝时颜色以红、黄为贵,绿色次之。帝王陵建筑物色调的搭配关系着其自身的威仪,红墙黄瓦的陵寝建筑物显示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红墙与绿瓦搭配是明藩王陵寝、公侯墓及妃坟建筑的主要形式,而灰色布瓦顶的内外衙署(神宫监、祠祭署等)则更低一等。瓦饰色彩的不同标志着陵寝主人生前的不同等级差别。

      明代藩王墓与帝陵之间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两者的基本模式还是相同的。两者的布局都深受宫殿影响,按“前朝后寝”的制度设置享殿与宝城。享殿设置在前以象朝、宝城设置在后以象寝。同时,明代帝王陵寝除 棱恩门、棱恩殿、厢房配殿外,陵门、地宫等都普遍采用砖石拱券结构。这种砖石拱券结构建筑在许多方面优于木结构建筑,如防火、耐腐、防虫等方面性能。另外,明代藩王墓也可以像帝陵那样在神道两旁设置石象生,但石象生在明代帝王陵墓中的地位比以前朝代已经有所降低了。

4、明代藩王陵墓建筑的艺术与技术特色

      在以风水理论为依据且经过认真选址和精心设计施工而建成的明代藩王陵墓建筑,突破了传统的帝王陵寝建筑中单纯强调突出表现高大陵体的布局。尤其注重陵体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注重陵体建筑与山水的协调相称,强调整体的艺术美。明代的藩王陵墓与帝陵一样,选址都十分注重地形地貌,尤其看重山势。在“如屏、如几、如拱、如卫”的陵地环境中,陵体建筑是中心,是整个环境的亮点,但它又掩映在群山之中,与群山相互交融、相互映衬。明代很多藩王陵寝的建设都充分利用绵延起伏的山峦,给人一种如巨人伸出双臂将陵园环抱其中的感觉。在长长的神道轴线上,分别设置有坊、门、柱、桥等建筑物,神道两旁布置有雕琢精细、线条流畅、形象生动的石象生。依托自然山势有缓缓升高的趋势而建造的享殿和宝城,更能显示它们庄严雄伟的气势,突出陵园纪念性的气氛,创造出一种缓和的、流动的、有韵律的美感。明代藩王陵墓以享殿为主体建筑,突出于整个陵区的前部,轴线分明、排列条理的建筑群给人以封建礼制的秩序感。高大雄伟的明楼和巨大的宝城在充分展现陵区主人的显赫地位和特殊身份,宝顶上的各种植被给宁静、肃穆的陵区增添了许多生机。明代藩王陵寝所创造出的建筑与自然山水相交融的卓越艺术成就,是以往历代帝王陵寝建筑所不及的。

      明代藩王陵墓的建造在当时官方的建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少数明藩王考虑到自身财政能力而强调丧葬从俭,但多数藩王陵寝的营造耗资巨额。追求建造技术的高水平是明代藩王陵寝建设的一大特色。砖石与木材是当时陵寝建筑所用的主要材料。砖石种类繁多,有城砖、副砖、券砖、方砖等,陵墓建造用砖的色泽多为乌青色,砖体细腻光滑。木料多用木径较大、木体浑圆、木质较硬的楠木。此外,樟木、檀木、杉木、松木、柏木等也是陵墓建筑常用的木料,产地主要是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等地。明代藩王陵墓的地面建筑、墙体大多用砖石砌成,椽、枋、檩等则多用木料。所采用的砖石拱券有单心券和双心券两种,拱券结构不仅美观,而且符合力学原理。磨砖对缝的砌筑方法在明代藩王陵墓中被广泛采用。通过对砖进行砍磨加工,以达到砌筑时磨砖对缝的要求。用这种精细技术砌筑起来的墙体,墙身光滑平整,灰缝极细且条理有序。水泥在明代还没有被发明,藩王陵寝建造中普遍采用的粘结材料是糯米汁石灰浆。用粘稠性浓的糯米舂白煮粥,然后再投入石灰,用这种方法制成的灰浆不仅粘结强度很高,且不怕雨水浸蚀,干结后极其坚硬。

      明代藩王陵墓的建筑技术在单体建筑上体现得最为鲜明。神道两旁的石人石马等,造型生动、形态逼真、比例恰当,在生产工具极其落后的古代社会,要想创造出如此精美的佳作,没有高超的建筑和雕刻技术是不可想象的。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进行雕凿,雕刻者必须时刻记清楚所要雕凿物体的感性形象,同时还要有娴熟的凿法和刀法。明藩王陵的木构建筑更能显示出当时精湛的建造技术。棱恩殿的木构建筑出现了很多加强结构的手法,如在内外之间施用穿插枋,在内檐通柱之间施用跨空枋,从而加强了柱与柱之间的联系,可防止柱子产生倾倚;在七架梁或五架梁等长跨度的荷重梁下附加随梁枋,可提高梁枋的负荷能力;在内檐金柱两侧加抱柱,可增强榫头的抗剪应力,这些都是以前木构建筑中很少见到的新技术。连结法在明藩王陵的木结构建筑中是经常用到的,尤其是斗拱的连结。在不大的空间内使用较多的构件层层出踩,构成上大下小的轮廓,达到防止架体松散歪斜的情况发生。同时,节点榫卯连结法和钉连结法也是当时普遍使用的木结构连结法。

      5、明蜀王陵的自身特点

      明蜀王陵在很多方面跟随其它藩王陵一样,都是按明朝规制建造的。但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蜀王陵自身又有一些较为突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明蜀王各陵散处各地,单独安葬。明代分封的藩王中,陵墓分散独葬的现象不多,绝大多数的藩王墓(同一王系)是集中营造于同一兆城内的。如广西桂林市尧山麓的靖江王墓兆域内就集中营建了八座王墓;湖北武昌县的楚王墓兆域内共建有九处墓园等。明代藩王陵墓中,仅江西南城县的益王墓、河南的周王墓和四川的蜀王墓三处是分散独葬的。但前两者的独葬分散性也没有蜀王墓明显,从目前已经进行的考古发掘情况看,在蜀王墓中找不到一处是三座陵园(不包括异地搬迁的)共处于同一兆域内的。蜀王墓中的僖王陵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的十陵镇正觉山西南坡;蜀献王世子(朱悦火廉)墓在成都市北郊的凤凰山;而第一代明蜀藩王朱椿的陵墓则位于成都市北郊的天迥山(今天回山)。藩王陵墓散处各地、单独安葬的好处是可以缩小自身的目标,减少被盗可能,但由于是零星分布,不便于集中管理和统一规划。

       2、明蜀王陵地宫的精美程度是其它藩王陵地宫所不能及的。明蜀王陵地宫装饰华丽、雕刻精美、气势宏伟,其中僖王陵地宫建筑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称为“中国古代帝王陵中最精美的地下宫殿”。蜀僖王(朱友壎)墓建于宣德十年(1435年),发掘时墓区地面无任何建筑的痕迹,墓冢封土堆稍偏离地宫正上方。僖王陵地宫以中轴线为基准,中轴线及两侧建造门楼、殿堂、庭院、廊庑厢房,其主要建筑均可与亲王府宫的建筑相对应。僖王陵地宫建筑十分精致,是一座仿木结构的地下宫殿式建筑,三进三重殿四合院布局。其内的主要建筑构件,全部采用都江堰市出产的巨型优质青石精雕而成,其中仅地宫朱红大门一项,每扇就重达2吨多,门上还刻有凸起的圆形门钉9排,每排9颗,共计81颗。在长约26米的砖砌拱券内,有用砂石砌筑的仿木构建筑。地宫的前室内放置有各种陶塑仪仗俑,两侧有三开间的厢房。中室面积较大,两侧有三开间厢房与单开间厢房各一座。安放棺椁的后室,两旁砌有左右夹室,以小门相通,棺椁下砌有石棺床。后室照壁中间镶嵌着一个正方形镂空云纹双龙戏珠鎏金釉陶雕塑。至于遍布墓内的绿色琉璃瓦、琉璃斗拱、脊兽等其它物件,皆仿当年成都的老皇城建筑“蜀王府”的宫廷格局,其气势宏伟和华丽精美,堪称一绝。蜀僖王陵地宫布局实际上是将藩王墓地面建筑群加以缩小而放入地宫内。僖王陵舍地面建筑而精心布置地宫,最大的可能性是出于防盗防毁的考虑,目的是使人不知道墓室的确切位置。

       3、金井在明藩王墓地宫中的使用仅蜀献王世子(朱悦火廉)墓一处。历史上帝陵地宫中的棺床上设有金井的记载最早见于五代时的南唐二陵。按古代风水理论“气因土行”的说法,地宫棺床上设金井有所谓通地而“乘生气”之功用。金井在明朝帝陵中的使用较为普通,当是定制,如明泰陵与明庆陵的地宫中都发现有金井,但藩王墓地宫中使用金井的仅有蜀献王世子墓一例。究其原因,一种可能性是地宫埋在地下,不易被人发现,因此地宫中设金井也不易被察觉。另一种可能性是与献王世子的特殊地位有关。据有关文献记载,朱椿次子崇宁王朱悦火尊获罪于朱椿而逃入朱橞王府,朱橞又诡称朱悦火尊即故失位的建文帝,以惑众人,意欲反叛,对朱棣的皇位构成严重威胁。朱椿大义灭亲,揭露了朱火尊的罪行,助明成祖永乐皇帝巩固了皇位,从此奠定了蜀王朝中的特殊地位。作为献王次子的朱悦火尊阴欲谋叛,而作为献王世子的朱悦火廉却品行端正,言行谨慎,性情忠厚质朴,孝敬老人、友爱兄弟,谦恭和睦。因此,献王世子受宠于献王,甚至也可能得到永乐皇帝的优宠。除献王世子墓外,在目前发掘的明藩王墓地宫中是找不到金井的。

       4、明蜀王陵出土大量气势恢宏的兵马俑。古代帝王的墓葬一般都有大量的随葬品,由于时代不同和各帝王生前的喜好相异,帝王墓葬的随葬物一般不相同。明代帝王陵墓中的随葬品比较普遍的是金、银、玉器及一些珍贵的生活用器,但某些陵墓也有一些较有特色的随葬品以别于其他陵墓。如桂林靖江王陵出土了300多件青花梅瓶。在一处藩王陵墓中出土如此大量珍贵的青花梅瓶,这在全国的明藩王陵墓出土物中实属罕见。江西的明王陵最具特色的出土物是八卦金币,其中益庄王朱厚烨合葬墓中就出土了21枚八卦金币,益宣王朱翊 尸下板上透雕有7个呈北斗星状的圆孔,孔内镶嵌金币7枚。八卦金币的出土既反映了八卦在明代葬俗中的地位,又揭示了道教所崇北斗星在明代墓葬中的状况,表现出宗教在当时无孔不入的社会现象。与靖江王陵和江西明王陵出土物不同的是,明蜀王陵的出土物以气势恢宏的兵马俑而著称。其中僖王陵因遭盗墓者洗劫,仅残存500余件器物,但单是兵马俑就有400多件。在400多件兵马俑中,包括8件文官俑,他们有的头戴黑色高冠,身穿圆领窄袖长袍;有的头戴莲花状束发冠,腰束革带;有的头戴乌纱帽,足着靴。将军俑有6件,他们头戴盔,身着绿色窄袖战袍,肩系披巾,腰束革带并扎缠腰,袍下露出甲衣,足穿长靴,个个显得生龙活虎,形态栩栩如生。兵马俑中占份量最大的是仪仗俑,共有407件,他们造型生动、千姿百态、形象鲜活。蜀僖王陵出土兵马俑之丰富多样,在其他明藩王陵中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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