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藩成都的明蜀王

1、朱元璋封朱椿为蜀王的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建立明朝后，大体上承袭了汉朝刘邦的分封政策。他警戒于宋元的孤立，认为不实行分封制“有失古封建意”,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民生”，“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于是从洪武三年（1370）始，“择名城大都，予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明会要》卷四《帝系四》。 ]把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侄孙分封到各地为王。蜀王朱椿因此于洪武十一年（1378）受封，二十三年（1390）就藩成都府，开始其藩屏西南的使命。

      蜀地处西南，“东据夔门，西连番族，南阻蛮部，北控梁洋”，[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九《舆地志》。]地理位置特殊；羌戎杂处，少数民族首领叛乱及地方割据势力甚多，如明玉珍建立的大夏政权。且明朝初定，蜀地却还战事频仍，社会不安定，以致少数民族怨声载道。朱元璋分封蜀藩则是出于借重皇亲对西南实行军事威慑，以镇固边疆的考虑。其次，蜀川为西南重镇，古蜀国之地，物产丰富。历代朝廷都十分重视，驻兵镇守。明朝当然也不会例外。再者，朱椿自幼聪明好学，博通典籍，精于文史，和睦兄弟，孝敬父母，深得朱元璋的喜爱。因而把他分封到富庶的蜀川就藩成为理所当然。而且，心存仁爱的朱椿也定能安抚饱受元军蹂躝的蜀人，达到巩固朱明江山的目的。

      历史的发展似乎也证明了朱元璋的决定是正确的。自朱椿以下的四世七王的几百年间，社会安定，这七位蜀王皆守礼法，甚是好学，“蜀人日益殷富，川中二百余年不被兵革”。[ 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十七《列传第五》。]在十王九暴的明朝历史上，历代蜀王算得上是明皇室中最为贤德守礼的亲王，备受明皇信赖，且为明代早、中期四川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2、明蜀王的社会地位

      明制：皇子封亲王，受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署；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一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冠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明会要》卷四《帝系四》。]终明一代，亲王、郡王们拥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待遇。即使是在永乐削藩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很高。

       第一代蜀王朱椿，为朱元璋的第十一皇子，当以亲王封。且按明代藩封亲王以一字行、郡王以二字行的规制也可看出蜀献王朱椿属亲王。皇子朱椿，为人处世都受到文武百官的赞赏，诸兄弟也十分敬重他，所以朱元璋对其宠爱有加，给予他的赏赐有时还会多于其他诸王。以后的几代蜀王也能做到安分守自，戍守边陲，因此明朝历代皇帝都对蜀王恩赏倍之。甚至于对蜀王地宫里墓志铭上所雕刻的五爪祥龙也大开绿灯。按明制，天子用五爪，侯王用四爪。如果亲王用五爪，则是橬越礼制。若非皇上特许，想必格守礼法的蜀王也不会如此张狂，这也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礼遇。[ 瑟琵：《精美绝伦蜀王陵》，见《旅游》1997年第9期。]

明太祖分封诸王的同时，赋予了诸王优厚的经济待遇，以使朱姓子孙世代食禄无忧，永享富贵。他于洪武五年（1372）规定宗藩岁禄“每岁，亲王五万石，靖江王二万石，郡王六千石。郡王诸子年十五，人赐田六十顷，为永业。”[《明会要》卷四十三《职官十五》。]又于洪武九年（1376）二月更定：“亲王岁支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一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一千匹，绵二千两，盐二千引，茶一千斤，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明太祖实录》卷一O四。]但是随着皇室的繁衍，宗室人口日益增加，再加上政府机构人员的冗余，朝廷俸给弥广，致使朱元璋不得不考虑减少各王岁支，以足军国之用。因而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闰九月庚寅与户部尚书郁新商议重定各王岁禄，“定议减五之四，并郡王公主以下，皆议减有差。”[ 同③。]次日辛卯，郁新上书言：“亲王岁米既有定议，请令有司如数给之。”太祖批奏曰：“晋、燕、楚、蜀、湘，给与如数；代、肃、辽、庆、宁、谷，远在边地，民少赋薄，岁且给五百石；齐府千石；嗣秦王幼，应用米，有司月进；周府且未给。”[《明实录类纂·宗藩贵戚卷》，第571页，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由此可看出，明太祖虽然大减诸王岁禄，但始终没有减少蜀王的岁禄。而与蜀王享有同等待遇的晋、燕两王，则是手握重兵，戍守北方边防，较得朱元璋倚重的皇子。把蜀王与他们摆在同等地位，可知朱元璋对其的宠爱程度。

       作为亲王的蜀王，当然也就应该享有与其身份相符的政治待遇、政治特权。《明太祖实录》卷一Ο三记载：洪武九年二月，“重定王府官制。王相府设左、右相二人，武相一人，文相一人；左、右傅二人，武傅一人，文傅一人。”而且，对于蜀王所保荐的府中亲信，朝廷也授予一定官职，如“景泰二年（1451）夏四月丙寅，（上）书复蜀王悦劭：‘承喻要保府中使令熟闲内使吴善等二十四人充承奉正等官，令悉准所保授。善承奉正，阮通、陈寿承奉副，其余授典宝、典服、门正等官。’”

       出于分封诸王藩屏国家的考虑，明太祖还给予诸王一定的军事特权。洪武五年（1372）春正月，“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王府设三护卫，卫设左、右、前、后、中五所，所千户二人，百户十人，又设围子手二所，每所千户一人。”[ 张子模：《明代藩封及靖江王史料萃编》，第12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除此之外，蜀王在一定时期还另有特权。《太宗实录》卷一五九记载：永乐十二年（1414），蜀王椿具护军指挥千百户子弟应袭者请命。兵部言：“故事，王府武臣子弟诣京师比武，中然后得袭职。”上曰：“蜀去京师远，今就彼比试，中者即授官，不必诣京。”看来，成祖朱棣对这位乖巧的弟弟甚是喜爱，同时也是对朱椿支持他起兵的一种犒赏吧。

       明代蜀藩，自明洪武十一年（1378）受封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十一月张献忠农民军攻破成都，蜀藩绝嗣，历十世十三王，共二百六十七年。第一代蜀王为献王朱椿，末代蜀王朱至澍因明朝灭亡未有谥号。其间，有郡王进封蜀王的，也有由将军进封郡王的。太祖朱元璋封诸子为王时，还各赐二十字名其子孙为世系，代代传承，永享封国。赐予蜀藩王的为：悦友申宾让，承宣奉至平，懋进深滋益，蹈居务穆清。[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百八十九《纪事》。]可惜明蜀藩只传到了至字辈，就已经绝世，永享封国也只能是黄粱美梦，与历代蜀王一起埋入泥土之中。

3、明蜀王对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的贡献

      虽然说明蜀藩是明王室的附庸，属于食利阶层，但也并非毫无建树。蜀藩在其仁爱贤能的首位蜀王的带领下还是对四川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有所贡献的。特别是前、中期的六世九王颇有政声，其中又首推献王朱椿和成王朱让栩。

      历代蜀王皆推崇以礼教守边，尤其是献王朱椿，与明初的尚武之风形成了强烈反差。这对于饱受战祸的蜀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经过南宋时端平和淳祐年间的两次烧杀，蜀川已经困苦不堪，经济文化等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元占四川后，又对当地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元至正十七年（1357）明玉珍据重庆，既而入成都，二十三年（1362）称帝，国号大夏。朱元璋建立明朝，派傅友德等平蜀。至首代蜀王就藩之前，蜀川已饱经战火蹂躝，社会千疮百孔。心存仁爱的朱椿入蜀后，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安定社会的措施，“以礼教守西陲”，并以此为家训，要求子孙勤政爱民。第二代王蜀靖王朱有堉更是精简王府护卫军，奏还朝廷中、右两护卫。而且，蜀王是绝对忠于明皇室的，对叛乱坚决镇压，巩固了朱明王朝在蜀川的统治，客观上也给予了当地社会一个恢复发展的稳定环境，使得蜀川在明前、中期的两百余年间不为兵革所累，人民安居。

      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蜀王为发展社会经济，也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蜀民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令有司整修水利，劝课农桑；对边区住民恩威并施，减免元朝对民族地区的各种苛捐杂税，对向民族地区索取财物的官吏加以重罚；严禁官府私下进行财物交易进而损害蜀民利益；请求调补南人为匠，以发展蜀川工商业；量力拨银，赈灾恤荒；发展边贸，监控边境的茶马互市，以茶易马，备军国之用。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的修缮促进了川中农业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减免了一些赋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工商业也得到了发展，蜀人日益殷富。榷场的开设，既可得到军马，传播中原的茶文化，又能增进民族间的情感，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

      在注重发展经济的同时，蜀王没有忽略发展蜀川文化。历代蜀王大多为儒雅好学之士。献王朱椿博通典籍，精于文史，开办郡学，对贤良之士甚为倚重；定王朱友垓喜欢诗赋、书法，还写有十卷文集。王都如此倡导文教，可得知当地文化气息之浓。名士方孝孺、贤士王绅皆被请至府中。有才学而家境贫困的文人也得到了蜀王的资助。这对蜀川文化的繁荣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贤德的历代蜀王们为明代早、中期四川政治的稳定，经济、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蜀川人口也从元世祖时的“二百余万”发展到明正德十三年（1518）时的“二百三十七万余人”。[ 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第8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虽然增长不多，但还是可以说明社会经济在恢复，人口数量也有所回升。